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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传杰:连根系叶70年——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科学院

2019-12-03 中国科学院院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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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革命文化、科学文化(蓝色文化)、传统文化,这3种文化要素构成了中科院诞生的文化土壤的主要组分。

  2019年,是中国科学院70华诞之庆。回望70年历程,有人说,中科院产出了一大批科技成果,创造了许多项中国第一;有人说,中科院涌现了大批科学名家,是我国许多学科的奠基者;有人说,中科院为国家增生积淀了大量科学资产,上百个举足轻重的高水平研究院所遍布全国……

  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对,百分百符合事实。但是,我觉得还不够,因为不仅仅这些。一个科学组织成功运作70年,留给世界的不应该仅仅是物化的、有形的积淀。

  70年来,中国科学院对科学文化的依存及贡献,也应是一个观察的视角。

  如果说,走过了70年的中科院,她已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,那么,文化就是其生根发芽、连根系叶的土壤与空气,她的成就离不开优秀文化的营养哺育,她的发展为科学文化作出了诸多重要贡献,她的缺憾与不足也可归因于某些文化瑕疵的囿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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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世纪中叶,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,中科院作为共和国的科学“长子”,在首都呱呱坠地了。一个机构的诞生,可以有明确的时日、地点,但它所扎根的文化土壤,则是连绵延续、划割不清的。

  作为一个现代的科学组织,中科院诞生成长于怎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呢我以为,有3种文化要素构成了这片文化土壤的主要组分。

  革命文化,或叫“红色文化”。在创建与后来发展的年代,革命文化在中科院一直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。

  建院伊始以来,张稼夫、张劲夫、武衡、胡耀邦、方毅及许多老红军、老八路,或脱下戎装,来自火线;或转岗履新,来自知名大学或延安自然科学院。

  他们怀揣科学强国的使命感,以奉献爱国的赤诚之心,主持着院、所的领导工作,为初创的中科院播下了革命文化的红色种子,并主导了中科院文化的方向。

  科学文化,或称“蓝色文化”。自初创至今,科学文化构成了中科院文化的主体。

  科学文化并非源于我国本土。1915年元月,由任鸿隽等创刊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《科学》月刊,从西方引来了第一缕科学的文化之光。

  其后,些许研究活动在我国逐步开展,些许学术机构渐次诞生,但以科学精神为主帜的科学文化,在东方中国的这片土地上,一直处于势弱力微的境地。

  直到1949年,中科院成立的喜讯,与华罗庚、赵忠尧、杨承宗、钱学森、郭永怀等大批海外学人的报国之心发生了强烈共振。

  他们与原北平科学院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一批科学家,如竺可桢、严济慈、钱三强等一道,作为不同学科的奠基者、带头人,加盟中科院,给初创新生的中科院注入了强大的科学力量和文化,形成了中科院文化的主体与核心。

  传统文化,它是中科院文化形成的基础与本底。

  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,历史传统文化博大且精深,渊远而流长。其闪光的精华,其裹挟的糟粕,都成了以创新为使命的中科院的土壤本底,或正或负地在中科院的生发、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隐性的影响。

 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心忧天下、厚德载物、积健为雄、刚正不阿的君子之风,但在日常工作、生活中也不乏明哲保身、枪打头鸟、圈子文化等阻碍创新的不良陋习。

  这3种文化要素(当然不仅这3种,还有不同学科、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)激荡交融,互动共振,构成了中科院精彩的文化图谱,助力科技创新的伟大实践,演绎了我国科技创新国家队的一幕幕感人篇章。

  例如,20世纪50年代初,在朝鲜战场上,我志愿军急需大量抗生素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,并没有因为研制抗生素不是基础研究而袖手旁观,而是及时放下手中的前沿课题,急前线所急,很快就将氯霉素等药品送到了伤员手中。

  20世纪50年代中期,国家倾力研制“两弹一星”,中科院大批优秀的科学家,离开城市的实验室,投身大西北的荒漠之地,作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的领头人和主力军,奉献牺牲,竭尽心智。

  1986年,在国际高技术竞争正在兴起之际,王大珩等4位中科院学部委员(院士)建议中央加强高技术研究,由此,国家制定并实施了“863”高技术计划。

  中科院和全国科技界一道,在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领域,为我国高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。

  20世纪80年代末,我国粮食产量连续3年徘徊,减产900多亿斤,但同期人口却增加4800万,形势相当严峻。1988年,到任不久的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主动请缨,组织中科院25个研究所的400余名科技人员,在跨越四省的黄淮海盐碱地域,打响了治理中低产田的“黄淮海战役”,使每年增产粮食50亿斤……

  又如,1957年“反右派”斗争开始不久,出自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把握,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,用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“要保护国宝”,最终获准由中科院自己制订《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开展反右斗争的意见》。以这个意见指导的结果,中科院京区55个单位,划定的“右派分子”人数,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,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学者。

  20世纪50年代中期,国家组织起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,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明确指示,麻雀与老鼠、苍蝇、蚊子一起,被错列入了“四害”名单。对此,中科院党组坚定地支持了朱洗、郑作新等生物学家意见,专报毛泽东主席,使他重新做出了“麻雀不要打了,代之以臭虫”的批示,维护了科学真理的权威与尊严。许多类似的体现科学文化的案例故事不胜枚举。

  2

  文化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特有的现象,随着人类的进步,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与多样。科学文化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,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文化。

  爱因斯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指出,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:一是直接或间接地产出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;二是教育性质的——它作用于心灵,尽管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,但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。显然,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二种方式,就是科学实践中伴生的科学文化。

  中科院70年来艰苦卓绝的科研实践,在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、科技突破等方面做出了大批“硬”成果,也为我国以科学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增添了许多丰富的内涵。

  然而,无论在院外还是院内,这些都是经常被视而不见、不以为然的事情。

  20世纪50—60年代在“两弹一星”研制实践中诞生的“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,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大力协同、勇于攀登”的伟大精神,是那个难忘时期无数科技英雄的集体精神写照,也是中科院广大科技专家在“两弹一星”研制实践中,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。

  在新中国前30年,一场大的运动之后,国家往往要在科技界进行恢复科学秩序的“拨乱反正”,而这种“试点”工作,都是在中科院进行的。

  例如,“大跃进”之后于1961年制订的《科学工作十四条》,曾被邓小平赞誉为全国“科学工作的宪法”;“文革”后期,1975年胡耀邦在中科院主持起草的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》提出的“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” “科研要走在前面” 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”等著名论断,作为指导全国科技工作的重要方针,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走上正确健康的发展道路。

  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,中科院对国家先进文化建设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。

  1979年,时任党组书记、副院长的李昌首次提出要加强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”的观点,并于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,专门致信邓小平,建议中央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,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,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放在同等重要地位”。这一建设性的意见立即获得中央肯定并在全国进行部署。

  20世纪90年代中期,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,社会上的崇金拜物之风,对学术界开始有所浸染,浮躁学风及不端行为时有耳闻,科学精神与人文传统受到挑战。中科院党组及时确立了八字院风和传统,在全院强调“唯实”“求真”的学风以及“科学”“民主”传统,获得了院内外的广泛认同。

  1998年,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在中科院全面部署,中科院及时在全国科技界首提开展创新文化建设,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,其影响直至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。

  3

  当前,中华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。新一轮科技革命、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、民族复兴大业正处于历史性的交汇期,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百年难逢的战略机遇。

  世界处于百年大变革的环境,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。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、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,科技发展目标处于以跟跑、学习、模仿为主向并跑、领跑、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之中。

  创新的文化是与创新活动密切关联的文化形态。世界5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,文化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先导。科学技术创新,尤其是原始性的科学发现和创新、破坏性的技术创新,是最具创造性的实践,也是最依赖创新激情的活动。

  因此,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及活跃的创新文化氛围,往往成为创新的关键因素。创新文化是创新者的乐土和精神家园。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,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。

  近年来,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,中科院科研的经费投入较之过去大有改善,科技实验的装备设施条件与国外较先进的水准难分伯仲,科技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处于历史最好水平。

  虽然,近年来中科院的创新成果不断,包括一些带有原创性的重大创新成果,令国人瞩目。

  但是,同时代及国家对我们的期待、要求,同投入应该产生的创造效益相比,还是不能完全匹配。深层原因在哪里

  时值中科院70周年诞庆,这是一个值得思考、应该追问的课题。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,要实现整体上的以跟跑、学习、模仿为主向并跑、领跑、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,是很困难的。

  反之,这个问题如果得到了有效解决,那将使新时代科技创新活动重获一笔新的巨大资源和动力。

  因为,对科技创新而言,当经费、人才、设备的投入达到相对满足的程度以后,由于边际效应的影响,必须寻求新的资源和动力来源。良好的创新文化如果成了创新者的精神家园和栖息地,那么,就为新时代的科技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支持及动力源泉。

  创新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激励探索求新的科学精神,必然要理性质疑,必然要科学批判,必须包容个性,容许失败;然而,这些元素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原本是稀缺的。

  创新生态是指各种创新要素(人才、资源、信息等)在创新体系中开放互动的流畅状态。创新文化是维系创新生态环境的精神魂魄,创新生态是创新文化得以存在的外部条件。以这样的规范和要求来检视我们目前的科研环境,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。

  事实证明,70年来,中科院之所以能取得巨大创新成就,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所内含的3种文化元素发挥了积极作用;与此同时,如果说,中科院当前的创新能力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,也是因为在文化上还存在创新的障碍。

  当前,在创新动力方面,价值导向失当,个人价值与国家利益发展失衡的情形时有发生,老一辈科学家、革命者那样的家国情怀少了,精致的利己者多了,有人甚至为了一己之名利,不惜践踏科学共同体的法则,干出一些科研不端行为。

  在创新生态方面,不利于创新要素的互动聚合,评价体系错位或不到位,部门分割或壁垒加厚。在创新氛围方面,民主的空气有所稀薄,“官本位”有所加强,宽松包容性减小。

  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,彼此相得益彰。科学昌隆的地方,民主气氛一定浓郁;民主氛围浓厚了,科学和创新之苗才能健康顺利成长。

  如果一个科研组织缺乏民主氛围,拒绝不同声音,就难有真正的科学繁荣与进步。

  流走的是岁月,沉淀的是文化。值此中科院建院70周年之际,在盛庆中科院伟大成就的同时,从科学文化的视角和深度,认真总结并反思中科院文化的成就、经验,检视中科院文化的不足和问题,对中科院为国家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、对中科院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,都有重要价值。

  (郭传杰,中国科学院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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